我在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，身高1．96米，过去打过篮球，是和迈克尔·乔丹一批的大学篮球队队员，那时候，他在爱德华大学，曾经也向往过当一名NBA的职业球员。他也喜欢排球，和劳尔很熟，经常帮劳尔的球队做些工作，所以，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大学球队搞“派对”，经常邀请他来参加，互相比较熟悉。在我结束婚姻时，我很痛苦，他也常来安慰我。
1995年我回中国执教，我们也常常通电话，写电子信件，保持着联系。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，是我们共同有兴趣的排球、体育，一起聊球队、聊球员，他对中国女排很关心，对我帮助很大，他能站在很客观的角度看我的队伍、看我的队员，包括我的执教方法，很会指点我。他年龄比我大，见多识广，看问题很有眼光，有时能帮我“把舵”，帮我缓解情绪，和他交谈交谈，心情蛮舒畅的。1996年，我带中国女排去美国打世界杯大奖赛，在夏威夷是第一站，他从新墨西哥州赶过来看我们。我们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，打到第五局，结果，我们13：15输了。输了那场球，队员们都哭了，我也感到很可惜，很沮丧，因为，我接队以后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，但成绩还是不够理想，情绪不免低落。当然，我不会在队员面前有丝毫的流露。在他面前，我很坦率、很放开，表达了真实的情绪，他做我工作：“你带这个队还不到一年，已经对古巴队、美国队等强队造成了这样的威胁，进步很大了，不要为一两场球的失利而挫伤自己的信心，眼光要放远，不能和队员站在同一感觉上。”
回国第一年，由于工作压力太大，我身体状况不好，他很关心我，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医生咨询，然后转告我，应该用什么办法消除疲劳，吃什么样的营养药来增强体质。而那段时间，我的感情生活正是个空白，有这样一个远在美国的异性朋友，可以从他那儿得到关心、爱护、帮助，我感到一种满足和补充，所以，我在精神上比较依赖他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给他打电话、发E－mail，把心里的看法、想法告诉他，尽管天各一方，毕竟有个倾诉对象，可以坦然地畅谈，感情便有了寄托。
奥运会以后，我们的感情有了发展，他向我提出，希望能在一起生活。我觉得，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，我自己刚刚在婚姻上走了弯路，心里的顾虑比较多。当然，我仔细地体会自己，我的感觉告诉我，和他交往，和他在一起，确实使我有了很多愉快的时刻。
但是，1996年奥运会后，我又将面临一次重大的选择：是继续留在中国女排执教，迎战世界锦标赛、亚运会，还是回美国、回新墨西哥州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，进一步加深了解、加深感情，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？当时，我心里很矛盾，执教一年半，中国女排有了明显的进步，队伍需要稳定、巩固，如果我立刻撒手，很可惜，就像一棵刚刚冒芽的树，充满了生命的希望，但还没有完全成熟，我怎么忍心不管不顾地走？我心里真的放不下。
我把我的情况、我的想法都跟他讲了，希望他能够在事业上继续支持我。我也向他建议，在中国有很多美国的公司，他可以来中国工作，来了解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文化，他是博士生，完全有条件、有能力。很遗憾，对我的心情、对我决定继续留任中国女排主教练，他不能完全设身处地地理解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奥运会取得这样的成绩以后还要干？也许，是我对他的要求苛刻了，总是希望别人理解我的事业。也许，他会这样想我：你已经那么辉煌了，你可以放弃一下了，你既然还要继续辉煌，那你就去干你的吧。他的想法，有他的道理，何况，他是美国人，他没有必要为中国女排的事业牺牲他的个人生活，一等再等。但是，在1996年的时候，我觉得女排这件事没干完呢，我不能走到半道上就往后撤。我决定留任，这似乎是天意，我无法违背，哪怕牺牲更多。我知道，我的决定，对他的感情是有些打击的。但我更知道，我比较严谨，从不轻率地决定什么或否定什么，特别对事业、对感情，这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东西，我会深思熟虑。我考虑再三，我真的不能放弃女排的事业，这是我用心血拼搏的事业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！我不能做到放弃自己、放弃追求，也没有权利强求别人为我而放弃他自己对生活、对感情的想法。
但我感到可惜，我们在情趣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，他又是搞体育的，又有文化素质，性格也可爱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，无论如何，他不可能很彻底地理解我对中国排球事业的感情。我一点都不怪他，他的感情、他的立场、他考虑问题的角度，没什么可指责的，他没理由为中国的排球放弃他自己。可我又认为，真正的爱情，必须是能够为对方或“放弃”或“牺牲”的。既然，我不能为他放弃事业，他又不能为我的事业放弃他的想法，那么，这只能说明，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升华到爱情的高度。
尽管在理智上，我可以这样那样地说服自己，可是，双方不能达到一致，使已经培养起来的一份感情受到了挫折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心情很压抑。我有时会暗暗地想，他为什么偏偏在奥运会以后向我提出这样要求，如果再晚个一年两年，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事业完全了，生活到手了，这多好啊！
1997年，他告诉我，他结婚了。我说不出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当然，我祝福他，他的生活终究有个归宿了。而我呢，在结束了女排工作以后，又将开始新的“飘泊”、新的动荡。
一再受挫的经历，使我常常会思考“事业和爱情”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和自己的选择，我心里很明白，特别像我们这些搞尖端事业的，不百分之百地投入，是根本到不了尖端这个顶峰，付代价、作牺牲这是必然的，否则，哪有奇迹可言。在你面前就是一个选择：要么，干脆不要干大的事业，找个一般的工作，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生活上。如果，你想定了要好好干事业，就得舍弃，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行。
这是我对事业和生活的理解。
（摘自《激情岁月——郎平自传》，郎平、陆星儿著，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9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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